李建模1933年在上海参与发起建立进步组织“进社”，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随“进社”成员转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同年8月，任武卫会总会党团成员、总会秘书长。在这期间，他在常熟梅李、浒浦等地发展“进社”成员，组织艺丝文艺社，出版《艺丝》周刊，宣传革命思想。日军侵占常熟后，他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回常熟领导抗日斗争，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的创建人之一。1938年5月起，历任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中共东路特委宣传部长、东路经委会主任、新四军六师供给部部长、江南财经处处长兼惠农银行行长、苏浙皖边区经委会主任等职。在创建和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经费和物资保障，他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千方百计征集物资，精打细算合理分配，为保障经费和物资供给作出了出色贡献，被誉为我党苏南地区的理财能手。1945年10月15日，他随新四军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北撤，因长江渡轮沉没，与同船的800多名干部战士同时遇难。

　　组建进步组织

　　投身救亡活动

　　李建模，名鸿生，字屺椿，1907年2月出生在江苏常熟梅李镇的一个职工家庭。生后6个月父亲病故，靠母亲纺织度日。14岁进陆同福布庄当学徒。他秉性厚道，办事勤奋，注重信誉，23岁就升任上海申寓经理。然而，他并不迷恋舒适的生活，而是志在变革社会。

　　李建模平时好学，尤喜与友人研读古文。他在上海利用业余时间进立信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与同学发起组织“立信同学会”，继续钻研财会原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李建模目睹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忧心如焚。他和一些热血青年议论中国究竟往哪里去？国民党不抗日，谁来抗日？从此，他更关心国事，经常阅读邹韬奋和杜重远等主编的《生活》、《新生》等进步书刊，听艾思奇、李公朴等著名人士的演讲，探求救国救民的真谛。

　　1933年，李建模和顾准等人组织了以研讨时事、探求社会进步为宗旨的“进社”，定期座谈有关社会科学的问题，联系旧社会的黑暗状况，逐步认识了旧中国贫富悬殊的根源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本质。在他赴福建做生意时，了解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的一些情况，深受教育和启发。他把苏区的书刊视为珍宝，还把进步书刊伪装成《佛学研究》秘密带给常熟梅李和浒浦镇上的一些贫苦店员阅读，并向他们宣传苏区见闻，进而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进社”常熟分社，李建模任分社主席。

　　“进社”初期的活动只限于组织大家学习，后来李建模和社友们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并参加了“远东反帝大同盟”（简称“远反”）。在“远反”党团的领导下，散发抗日救国传单，书写张贴标语，还参加了上海青年会举办的“读书会”，团结各行各业的青年职员学习革命理论，扩大抗日救亡的队伍。

　　1934年，我党为实现动员全民族对日作战，发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卫会”），李建模和“进社”成员随即参加了“武卫会”。由于李建模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工作努力，同年他被“武卫会”党团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初，“武卫会”上海分会成立，李建模被选为委员，后任主席，同年8月又任“武卫会”总会党团成员、总会秘书长。在总会党团的领导下，他积极宣传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动员各阶层群众参加“武卫会”，建立各级“武卫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夏，上海发生了国民党政府下令《新生》停刊、逮捕爱国人士杜重远的事件，李建模根据总会党团的分工，协同“文总”、特科为恢复《新生》出版自由、无罪释放杜重远进行斗争。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上海学生组织了赴京请愿团、下乡宣传团，接着各界群众进行了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在这一时期，李建模作为“武卫会”领导成员之一，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组织上的器重和战友们的信赖。

　　李建模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的同时，还节衣缩食省出钱来支持常熟的一些青年出版《艺丝》周刊，宣传抗日。1934年他和“武卫会”党团组织部长李定南一起在“武卫会”常熟分会培养和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在浒浦创建了渔民子弟学校，在梅李组织了“农民兄弟会”，并以此为团结教育群众的阵地，进行了一系列公开和秘密的抗日救国活动，在常熟又重新点燃起革命的火种。

　　1936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李建模在苏州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有时把他打得昏厥过去，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同年8月2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捏造了一则共产党王顺芝（李建模的化名）等归顺中央的反共启事，李建模在狱中得悉后无比愤慨，以绝食表示抗议。他团结难友，坚持狱中斗争。

　　回乡领导抗日

　　斗争艰苦卓绝

　　“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1937年8月，李建模被释放出狱回到常熟。不久，他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关系，又和原来的战友一起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1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常熟沿江口岸登陆后，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在国土沦丧、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李建模和周围同志商量筹建敌后抗日武装。1938年初，他赴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工作时，省委派杨浩庐和他同来常熟，了解情况，准备武装斗争。同年5月，成立中共常熟县委，李建模任书记。不久，中共东路特委成立，他参加特委兼宣传部长。在此前后，他在梅李镇上开了一爿南货店，一方面以做生意跑单帮为掩护，来往于上海和常熟四乡；一方面负责和省委联系，同时联络抗日志士，筹集抗日经费和武器。1938年7月，中共常熟县委直接组织和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部队——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成立。1939年5月，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东进后与“民抗”会合，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很快，苏常游击区开始形成。当时敌人的据点林立，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李建模和“江抗”的领导保持密切联系，协助部队做好敌工工作和情报工作。为了保证部队的财政、兵源补充和军需物资的供应，他和县委同志一起领导干部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连部队的烧柴用草，也亲自过问，妥善安排，对加强部队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9年9月下旬，“民抗”主力随“江抗”西进澄锡虞地区。李建模和“民抗”其他一些领导人留守坚持工作。这时，日伪乘虚向我抗日游击区频繁“扫荡”，四乡土匪也伺机骚扰。面对这一形势，李建模临危不惧，他和留守的同志继续坚持斗争，并在11月间，配合“江抗”留在地方养伤的同志，重新组建了新“江抗”，保卫了抗日游击区。就在这一时期，他兼任了常熟县财委会（后改为经委会）主任，带领财经干部排除敌人的武装干扰，克服重重困难，征收田赋和税收。也就在这一时期，他和战友们进一步开展了扩大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先后成立了各种抗日协会和各界抗日联合会，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到抗战中来。他特别重视做好地方士绅和文化教育界的统战工作。在成立财经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时，注意吸收地方士绅和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参加，有的还担任县、区两级的领导职务。由于李建模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因而发挥了政策威力，把统战工作扩大到敌占区去，争取了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教师和地方士绅，接受我党的领导，壮大抗日的力量。

　　主持财经工作

　　保障部队供给

　　1940年4月，谭震林到达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常州以东直到上海）的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苏常太游击根据地开始形成，军政的财经支出也急剧增加，因此搞好财经工作成了当务之急。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李建模除继续参与地方党务和政权建设的领导工作外，把主要精力放在财经工作上。他领导常熟的财经干部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进一步修订了税收章程，按照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实行减租减息，即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又团结了地方人士共同抗日。李建模在理财方面的出色成就，受到组织上的重视。1940年8月，他兼任东路经委会主任。1941年开始，根据组织决定，他专职从事财经工作，任江南财经处长、新四军六师供给部长，领导苏常太、澄锡虞地区的财经工作和部队的供给工作。在这期间，他从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目标出发，在继续抓好田赋和税收的同时，又领导各地组织各种类型的消费和生产合作社，扶持工农业生产，建立工商管理制度，进行粮食调节，以改善群众生活。在他和财经干部的努力下，东路地区抗战财政做到自给有余，仅1940年下半年苏常太游击根据地就数次拨出巨款支援苏北地区的抗战。

　　李建模在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1940年初，常熟县梅南区为提高女工工资，动员十几个小布厂工人罢工，劳资双方谈判数日，坚持不下，李建模得悉后，实地作了调查。他认为当时这些小厂受日寇破坏，有的厂焚机毁，有的厂生产资金短缺，正处于困难时期，不能照搬白区工人运动，特别是罢工的做法。因此，他召集劳资双方进行协商，采取资方略增发工人工资和适当减税的办法，照顾劳资双方利益，使工厂迅速复工。对于一些经济特别困难，生产无法维持的工厂，李建模还找资方促膝恳谈，鼓励他们爱国抗日，坚持办厂，如有困难由经委会帮助解决。竞丰新布厂资方毛柏生（原任常熟市政协主席）听了他的一席肺腑良言，很受感动，回厂后立即重筹资金，和抗日民主政府合资经营，在淼泉办起了苏常地区第一个公社合营的厂——同禾布厂。仅1940年一年内，该厂就生产了色织棉布一万九千多匹，供应军需和民用。后来，新四军六师要做军服，这个厂突击4个月就完成了师部下达的用布任务。

　　1942年四五月间，李建模调茅山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江南财经处处长兼惠农银行行长，新四军六师十六旅供给部长，苏南行政公署行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处长和苏浙皖边区经委会主任等职。当时敌人实行经济封锁，为了保证军政供给，改善民生，李建模领导财经处广辟财源，发行货币，并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为苏南西路财经工作建立了系统的条例、章程，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1943年3月到10月，日伪集中大量兵力对茅山、丹（阳）北、太（湖）滆（湖）地区进行“清乡”，同时国民党方面也调兵遣将趁机向我夹击。当时斗争很尖锐，财政上非常困难。为了保证反“清乡”的胜利，李建模领导财经干部，不畏艰险，积极向边区开辟税源，征收税款，甚至在短枪班保护下，秘密进入敌人控制区收税，解了燃眉之急。

　　李建模和当年江南财经处的干部，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们当时布袋里装着金条，身上背着几斤乃至几十斤的现钞，但是他们身缠万贯，不动分毫。李建模身为财经处长，更是处处以身作则。他自己的生活非常俭朴，每天和大家一起就餐，不吃小灶。他带头节约，提倡一张纸用两面，一只信封用四次。李建模和他的战友为抗日理财、用财，节省每一个铜板，受到谭震林等党政军领导的高度赞扬。谭震林说：“做财经工作的干部廉洁奉公，和战士打仗负伤一样光荣，和为革命坐牢一样光荣。”

　　1945年10月15日，我军根据“双十协定”奉命北撤，在渡过长江时，李建模与同船干部战士八百余人，不幸沉船遇难。“正当喜庆胜利日，长江恶浪竟捐躯”。在革命事业面临新的历史任务时，噩耗传来，战友们无不为党失去像他这样的优秀干部而悲痛。

　　按原来的北撤部署，李建模是随区党委机关一起行动的，但他为了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为避免群众受损失，需要兑回江南银行发行的抗币；二是把征收的公粮卖出去，换成黄金带走，并要负责押运金、银和法币，所以留在后面走，却不幸遭遇沉船事故，牺牲在长江恶浪中。李建模对革命的忠诚，对工作的高度负责，十多年如一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李建模牺牲已经60多年了，至今人们还无限崇敬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