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天石，又名启生，常熟梅李塘桥人。1931年4月出生于世代中医家庭。8岁进梅李小学读书，1927年8月考入城内私立孝友中学。其中，正是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常熟的地下党组织尚未破坏，城内各中学学生在“五卅”运动影响下，纷纷建立了学生自治会，开展各项社会活动。一时间，学生界的革命思潮犹如大海波涛。孝友中学学生会先将校长儿子赶出教务处，又在寄宿生中进行反对校方收费过高、克扣师生伙食的斗争。任天石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不久，因“闹事”被校方开除学籍。嗣后，他回乡随父学医。在农村，他目睹劳苦大众贫病交迫的生活，内心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点燃战火。国土沦丧，民族受辱，残酷的现实摆在炎黄子孙的面前。任天石为国家存亡，为民族前途忧心如焚。他四处奔波，宣传抗日，募捐支前。国民党当局媚外屈服，签订妥协条款的卖国行径，使任天石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政府的腐败与昏庸。一次有位塾师登门游说其父出任“里长”，任天石年少气盛，当场斥其“见利忘义，甘为反动当局效劳”的失误行为。

    任天石年少有志，他不愿闲守田园，劳作之余，刻苦自学。于1932年8月考取了“上海中国医学院”（他仅读了半年初中，靠自学具备了高中文化水平）。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他在求学期间帮助学院刻写讲义，过着勤工俭学的清苦生活。他发奋攻读，品学兼优，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他还潜心钻研中医经典著作，深得教授们的赏识。1933年11月，在“中国医学院”创办《光华医学杂志》，21岁的任天石被聘为编辑，在杂志上答复读者来稿来信，论述药理知识，解答疑难杂症。任天石在学医的同时，不忘关心国家大事。1934年暑假，他回乡参加了“武卫会常熟分会”在梅李胜法寺召开的秘密会议，与会的有李凌（陈海涯）、李建模、薛惠民、张可群等人。这次会议，坚定了他爱国抗日的信念。这年9月，任天石经考试合格，取得了上海卫生局颁发的《行医执照》，翌年春季返回常熟，在城区东殿巷租赁屈姓住宅作诊所，开始坐堂开诊。离校前夕，上海《光华医学杂志》主编徐恺专门撰写《任天石小传》，赞颂他的为人与学识。1935年年底，家父不幸病故，任天石从虞城迁回塘桥，将医术服务梓里。每遇贫穷患者，不计分文诊金，并奉送药剂。一些特殊病例，周围老中医久治未愈，均被青年大夫任天石妙手回春，从此他声誉日隆。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常熟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简称“人救”）成立，人救在塘桥发展了任天石为会员。他自费订购各种报刊，在镇上茶馆内开办读书室，以此唤起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在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中，任天石的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他深切地体验到：做个医生，只能救命；若要救民，必先救国。旧的政治制度必须进行彻底改造，崭新的中国才能建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任天石参加了“抗战后援会”。他积极募捐钱物，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八·一三”沪战爆发，他又设立“难民接待站”，收容过往难胞。

    1937年11月13日，日寇从高浦口、野猫口登录，分兵向常熟进犯。沿途奸淫掳掠，杀人如麻；日机狂轰滥炸，被毁民房不计其数。后援会中止了活动。任天石带着全家老少与众邻亲友，用布匹将七条小木船，并扎成排巧渡长江，安抵高邮临泽、后又移至兴化避难。年底，任天石只身返回塘桥，了解家乡沦陷后的情况。次年初，举家回归江南。斯时，常熟城乡的一些民族败类粉墨登场，纷纷成立“自治会”、“维持会”等非法组织，他们认贼作父，助纣为虐。任天石矢志抗日救国，毅然决定弃医从戎。他尽其积蓄，又拆屋变卖，加上民众的捐资，秘密去上海近郊收购了一些国民党溃败兵丢弃的枪支弹药，在塘桥建立了一支四、五十人的游击队。清除外来盗匪，维护地方安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坚持抗日的政治方向，他主动向党提出，要求派遣军政干部来队加强领导。

    1938年5月，中共常熟县委重新建立。随后，选派曾任红军团长的赵伯华来到塘桥协助任天石工作。6月，县委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班”。7月初，在塘桥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这是共产党领导下常熟第一支抗日武装。任天石任副大队长，负责行政和财务工作。这年冬季，民抗进行整顿，任天石任大队长。他虽然不是党员，但不少党组织需要办理又不便出面的事，都能很好地完成，卓有成效的在友邻部队与地方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

    1939年5月，“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来到常熟，民抗配合江抗，拔去了东乡地区10余个伪匪据点。不久，民抗总部成立，任天石被任命为司令。这年秋天，经常熟县委批准，他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当时，民抗总部不仅管军事，还要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如田地纠纷、禁烟禁赌。甚至夫妻吵架等民间小事，也要前往“民抗”游击区寻找任天石仲裁。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任天石主持制定了《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禁止纳妾、“抢亲”，废除童养媳……千百年来禁锢妇女的枷锁被打开，平民百姓欢呼雀跃。

    任天石身为民抗司令和战士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吃大锅饭，睡稻草铺。干部、战士生病，他总是悉心诊治。每到一处，尽可能抽出时间给平民患者解除病痛。由于他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与地方百姓建立了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关系，深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人们亲昵地称他为“老天”，把民抗部队称之老天部队。

    1939年9月，根据形势需要，江抗部队奉命西撤，编入江抗的民抗大部也随军西撤。留下总部一个10余人的警备班和30人左右的常备队。苏常太地区的敌后斗争极为艰难，任天石等同志不畏艰难，坚持原地活动。同年11月6日，江抗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成立。与此同时，任天石、薛惠民等带领民抗，边战斗，边扩军，很快组成了一个武装连，与江抗司令夏光密切配合，不断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此刻，沿江青红帮、伪军及各地土匪遥相呼应，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江抗、民抗联合作战，声东击西予以严厉打击。为了制造声势迷惑敌人，鼓舞群众斗志，任天石巧妙设计了“新四军大部队返回江南”的恢宏场景：让穿上黄色军装的新江抗特务连和不脱产的自卫队200余人，夜间在吴市镇街道上往复“行军”。这招果然奏效，震惊了敌伪，唤醒了民众。

    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任天石坚持独立自主做好统战工作。国民党常熟县县长安蔚南利用合法身份，要与任天石“合作”，其实质是企图控制我游击区。任天石不卑不亢，虚以周旋。安又抛出诱饵，派人到民抗总部，送上官银和《委任状》，赏封他为“31团团长”。任天石痛斥使者，当场撕碎了“委任状”，表明了“合作不受委”的坚定立场。不久，国民党部署百余匪兵进犯东唐市，任天石、薛惠民率领部队配合新江抗英勇反击，使来敌伤亡惨重，从此不敢东窥。

    1940年4月，谭震林来到常熟，贯彻执行党中央《二月决议》精神，建立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任天石在“东路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从事苏常太三县的民主建政工作。他遵循“三三制”原则，团结各界爱国同胞，认真共商国事。8月初，召开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会”代表大会，任天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9月，任天石任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根据当时形势和党的政策，他曾在《大众报》上发表专论，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地教育干部，胸襟坦荡，包容百川；强调一切“进步的积极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均是共产党的合作对象。

    1941年7月，任天石在苏常太地区领导了艰难困苦的反“清乡”斗争。斗争受挫后奉命撤离至苏北通海地区。任中共苏中四地委江南工委书记，兼通海工委书记、通海行署副主任、警卫团政委。他和同志们以通海为基地，为南下开展苏常太地区“清乡”后恢复工作做好各种准备。他亲自培训秘工干部，挑选合适人员，组织精干武装，分批派回江南。让他们先建立若干个立足点，然后恢复地方的党组织。

    1943年，任天石任苏中区党委巡视员。翌年7月调回通海任行署主任。苏中党委为了统一领导苏常太、澄锡虞地区的恢复工作，12月成立了六地委，任天石任六地委委员兼第六行政区专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的指示，任天石奉命返回江南。他组建了苏常太警卫团，亲自率领部队攻打伪军据点，又以果断措施，调派得力干部着手整顿、健全游击区的政权机构，开展征粮和扩军等群众工作。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以后，任天石依靠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以及船只，顺利地将浙东纵队万余大军送往苏北；苏常太地区的党、政机关和武装人员的北撤随后开始。11月18日，任天石撤至苏北如皋。1946年2月，任沪宁线路东中心县委书记。次年9月，“华中十地委”成立，任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1947年1月，十地委机关迁入上海。任天石进驻上海不久，被坏人黄艾香、郑习端告密，当月30日深夜（农历年初九），在梅白克路（新昌路）祥康里393号3楼柯宅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黄叔雷、陈行之等人。

    任天石在沪被关押40多天时间，敌人屡次刑讯逼供、威逼利诱，他始终坚不吐实。3月初，他被解到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无锡指挥所”。敌人故伎重演，依然毫无收获。敌人竟耍弄花招蒙蔽视听。一次，匪兵将任天石押坐小汽车，在无锡城内兜圈，制造“共党高级干部投降”假象。任天石察觉其奸，神色严峻；市民心知肚明，态度冷漠。敌特组长酷刑伺候，任天石志坚如钢；爪牙使用电刑，任天石笑迎死神。他的双手日夜被反铐，肌肤多处有裂痕，但忠于革命、坚持正义的信念不动摇。敌人搬出叛徒田某作“说客”，许以高官待遇，允其重操医生旧业。任天石软中带硬地反击：“人各有志，何必勉强！”随手将一叠钞票扔回叛徒脚边。

5月下旬，任天石被解到南京，关押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军事看守所”2号牢房。他结识了因翻车砸伤长官的一名蒋军汽车驾驶员，通过他多次夹寄出书信和诗文。给十地委常委包厚昌的信中说：“我不会忘记的，我始终会像信笺一样洁白！”在另一封信中用隐语向党明志：“……承蒙他们不弃，要我做同店号名义上的经理，但自觉德薄才浅，无法胜任而谢却。因而说我不识抬举。”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11月间，他被转解到宁海路19号军统秘密监狱，从此与外界中断了联系。在牢房里，任天石豁达开朗，每天坚持锻炼身体。1948年3月，任天石给一位难友密授口信，嘱他出狱后向党汇报其心迹：至死不变，始终如一；个人生死，在所不计；对革命前途，甚抱乐观。4月的一天深夜，敌人以“调号子”为名提审任天石（实则处死。这在政治犯中是个公开的秘密）。一位姓孙的难友脱下丝棉袄执意要还给他。任天石从容地告别室内难友，昂首走出牢房。辗转大江南北，深受百姓敬重的民抗司令任天石，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了，时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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